解救与身体错位的灵魂——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郭树忠讲述性别置换手术

“小伙子、小伙子,手术成功啦。”西西(化名)躺在手术台上,隐约听见主刀医生的呼唤。从麻醉中慢慢苏醒的西西,下意识地探了探自己的身体。终于,“她”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,不再是将自己包裹起来的假小子。在那一瞬间,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涌上心头。这一天他等待的太久了。   在30岁前,西西最大的“敌人”是自己。西西告诉华商报记者,从上小学开始,她就表现出了与其他女孩子的不同。抗拒妈妈准备的粉色书包、拒绝留长发、抵触去女卫生间。进入青春期,随着身体发育,她更是讨厌起自己愈发明显的女性特征,喜欢穿宽松的衣服、用紧紧的束胸遮住胸部、为每月如期而至的月经感到羞耻。她总是混迹在男孩子当中,有一群仗义的哥们儿,喜欢可爱的女孩儿。   2021年5月13日,在这场由20余名医护人员耗时14个小时完成的“性别工程”中,作为一名跨性别者,西西切除了乳房、子宫及双侧输卵管,重建了尿道,用剥离下的上臂皮瓣再造了拥有生理功能的男性生殖器。自此,“她”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的巨大转变,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。

 51%的跨性别者有性别置换手术需求   灵魂与性别并非一个共生体,它们可以相互独立。  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,不论情感还是心理或是衣着打扮、言谈举止,Ta们都与出生时被“指派”的生理性别背道而驰,对于性别置换手术有着强烈的需求感。据有关数据显示,在我国跨性别人口数量约有130万至400万人。   而据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《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,51%的跨性别者有性别置换手术的需求,其中跨性别女性手术需求超77.8%,跨性别男性手术需求达56.2%。

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郭树忠接受记者采访

  “可以将性别置换手术理解为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,建造一个新世界。手术不仅包括切除原有的生殖器官、重建新的生殖器官,还包括第二性征的修复。”西西的主刀医生、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、国际知名体表器官再造专家郭树忠表示,例如跨性别女性,性别置换手术除了要切除阴茎、睾丸这些男性生殖器,并重造阴道外,还需进行隆胸、面部女性化等手术。   在郭树忠看来,相较于男性变女性,女性变男性在手术层面上更复杂。

              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郭树忠进行性别置换手术

手术条件非常严格  父母有极大干预权甚至决定权   在郭树忠的门诊中,会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找到他,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中进行手术,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一次人。Ta们在家庭的压力与社会的舆论中压抑着自己的内心,去正常结婚生子,被迫“改正”自己的性取向或性别认知,一辈子并不幸福,在与家人和内心的抗争中度过一生。   《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,在我国跨性别群体中仅有14.8%的有性别置换手术需求的人最后进行了这种手术,而在无法手术的原因中,72.4%经济条件不允许,65.3%父母不同意。   由于手术的不可逆性和相关伦理问题,在我国对于性别置换手术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。2009年出台的《变性手术规范》中明确规定,要接受变性手术,术者本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:对变性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,且无反复过程;患者以其选择的性别公开地生活和工作至少2年;术前接受心理、精神治疗不少于1年且无效;年龄大于20岁,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;无外科手术禁忌症。   郭树忠表示,除此之外,性别置换手术作为一项风险高、不可逆的手术,父母对于子女的性别转换有着极大的干预权甚至决定权,即需要父母在公民变更性别申请表上签字,且在公证处进行公证后,子女才能满足手术条件。但实际上,只有极少数父母会在孩子持久的抗争中勉强妥协。

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院长郭树忠主刀为易性病患者手术

 跨性别者的生存依旧处于尴尬境地   那么,完成性别置换手术真可以缓解性别焦虑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但是很快,Ta们可能会陷入新的焦虑中。是对于未来未知的焦虑、社会接纳的焦虑、婚姻的焦虑、工作的焦虑、健康的焦虑等等。跨性别者的生存,依旧处于尴尬境地。   “不一样,并不意味着Ta就是一个坏人或是一个好人;不一样,并不意味着Ta就是一个怪人或是精神病。Ta们不是疯子,Ta们不会伤害别人,很多人都很友善,甚至为了保护自己,会变得比别人更友善。Ta们善待我们,我们也要善待Ta们,社会应该慢慢地更宽容Ta们才行。”在郭树忠看来,社会文明的体现是包容那些少数的人、与众不同的人。传统的社会要求“天下大同”,不能出现异类,但是现在的社会就应该包容那些与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,因为Ta们也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地活着。

原文转载至《华商报》记者 孙夏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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